新《公司法》施行的时代背景下，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被赋予较大自主权，可依据自身实际选择最适宜的内部监督机构形式。衡量监督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切实提升治理效能、防范运营风险和促进决策合规，这一动态选择过程本质上是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在合规框架内寻求治理结构最优化的探索实践。  （三）强化股东权利义务  新《公司法》第57条增加“股东名册”、“会计凭证”作为公司股东可行使知情权的对象，解决了知情权诉讼中长期困扰股东且裁判分歧较大的难题。股东名册有利于股东掌握公司股权状况的确切信息；会计凭证能够更真实准确、实时动态地反映公司运营和财务的实际状况，有利于股东进一步维护自身权益。其次，新《公司法》第189条构建了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增设了母公司股东可代表全资子公司起诉全资子公司董监高的权利[3]。与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相匹配，新《公司法》第57条第5款将“全资子公司”加入股东可行使知情权的对象范围。在股东知情权、监督权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需以更高标准履行信义义务、完善内部治理和增强信息披露质量，以维系股东的长期信赖关系。  与股东权利加强相对应的是其义务也相应增加。一是加强股东资本充实义务，新《公司法》第47条、第50条和第54条强化了对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情况的法律责任；二是引入股东失权制度，新《公司法》第51条、第52条明确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经催缴后仍未履行的，公司可通过董事会决议使其丧失未缴纳出资部分的股东权利；三是扩大抽逃出资责任，新《公司法》不仅追究股东抽逃出资的返还责任，还明确责任主体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新《公司法》通过强化股东义务，有利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充实公司资本和防范出资瑕疵，进一步优化治理。  （四）压实董监高责任  新《公司法》对董监高责任做了调整和强化。一是细化义务内涵，将董监高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内涵进行了明确规范，制定了董监高履行前述义务的行为标准。新《公司法》明确“忠实义务”要求董监高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而“勤勉义务”要求其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二是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将董监高的责任范围扩展至其关联人，进一步强化对利益冲突的约束；三是强化资本充实责任，要求董监高在股东抽逃出资、违规分红、违规减资等情形下承担赔偿责任；四是扩展责任范围，规定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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