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窗口公司”中信集团一名高管的牵线搭桥下，瑞·达利欧首次到访彼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东方大国。在华尔街多数人仍对中国感到陌生时，达利欧已经在北京喝上茅台了。此时，距离他在那间两居室创建桥水仅过去9年；而距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史家胡同小学读书，还要再等11年。2020年5月，这位早已功成名就、立场超然的“中国通”在LinkedIn上发表长文《The Big Cycles Over The Last 500 Years》，利用军事、贸易、产出、金融等8个“大国兴衰”因子刻画了500年间11个主要国家力量的影响力变化图，曲线末端，大斜率向上的中国与缓慢回落的美国格外显眼，仿佛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到来。然而，500年的叙事过于宏大，大周期与小周期的阶段性背离让决策变得复杂，抽象的宏观数据时常成为投资者眼前的迷雾。相较之下，西部利得基金经理张昌平选择了于微观处殊途同归，深入中国产业的细枝末节，寻找高质量发展的蛛丝马迹。“中国还将持续诞生伟大的公司，”他不只是相信这件事，而是在十余年专注的研究中，看到了这件事，“我的工作就是挖掘这些优秀企业的高成长性。”进攻的章法张昌平的研究框架可以概括为挖掘“三个能力+三个顺势”。三个能力，即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获取自由现金流的能力以及公司的治理能力；三个顺势，即顺产业之势、顺社会发展之势、顺自身经营之势。在研究过程中，张昌平尤其关注公司是否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亦即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可以体现在产品力，也可以源于技术护城河，又或是来自渠道、品牌、成本、供应链等方面。能够同时拥有所有这些卓越要素的公司是少见的，在张昌平看来，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将其中两到三个要素做到极致，那就已经是一家拥有了立足市场根本的优秀公司了。同时，公司要证明自己拥有将核心竞争力转化为自由现金流的能力或潜力。即从财务报表的角度，公司需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具备可持续增长的能力。这种报表上的增长，既可以来源于扩容式增长，也可以来源于挤压式增长。所谓扩容式增长，就是在行业整体增长的情况下，公司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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