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亏也全部由其承担。2022年11月起，林某某又向“何某龙”借用东莞证券、中信证券账户，同样包揽了该账户在杭州IP地址下的全部交易决策与操作，交易所用资金为账户内原有资金，盈亏仍由林某某个人承担。  2022年11月16日至2023年9月6日，林某某通过上述四个证券账户，在沪深两市持续进行趋同交易，从中获利近9000万元。  浙江证监局表示，综合考量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严重程度及社会危害后果，决定对林某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8857.69万元，并处以同等金额罚款，罚没合计1.7715亿元，同时对其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内控参差：谁来约束“编外人”？  看似是趋同交易的普通案例，但是多位业内人士称，这暴露出当前部分私募内控的盲区。  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获悉，近年来，头部私募尤其是量化私募设立关联科技公司的不在少数，背后原因有三：一是私募的员工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城市，设立科技公司可以将交社保、纳税等问题便利化；二是量化私募往往会对核心人才进行保密，安排在科技公司无需公布其姓名和从业经历；三是突破薪酬限制，以股权激励吸引顶尖技术人才。  表面来看，设立科技公司对私募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事实上却暗藏风险。  一方面，科技公司的内控制度参差不齐，为“有心人”提供了违规空间。  深圳一位中型量化私募人士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指引第1号》曾明确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科学合理、运转有效的内部控制、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制度，包括运营风险控制、信息披露、机构内部交易记录、关联交易管理、防范内幕交易及利益输送、业务隔离和从业人员买卖证券申报等制度。但是部分私募对于旗下科技公司的管理相对宽松，没有进行严格的信息隔离，没能从源头约束一些违规行为。  黑崎资本首席战略官陈兴文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林某某虽非私募从业人员，但能接触并加工核心信息，反映出部分私募关联公司在人员管理和信息隔离方面的不足。沪上一位量化私募创始人也坦言，经过近年来的规范发展，私募基本建立了严格的从业人员买卖证券申报制度，甚至部分谨慎的机构还不允许员工买卖股票。但是对于旗下科技公司的管理，各私募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些私募在信息隔离上较为松散。  另一方面，技术人员未经培训，合规意识淡薄。  “有些IT人员是不具备趋同交易的风险意识的。”某量化私募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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