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美元指数走强→大部分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压低海外输美产品的美元计价→部分抵消特朗普关税的通胀效应。   真实情形却大相径庭。特朗普1月重返白宫后，先是以232条款为名，于2、3月份对全球钢铝进口加征关税，并以芬太尼、移民为名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商品加税。接着又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于4月初推出分级的对等关税政策，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税相互加到了100%以上。然而，不论是一季度的浅尝辄止，还是二季度的全面升级，美指在全球关税风暴下小涨大跌，上半年录得10.3%的跌幅（2017年8个多月才下跌10%，这次仅用了不到6个月）。美指不强反弱有可能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美国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日前鲍威尔在向国会就半年度货币政策作证时重申，由于官员们仍在等待特朗普总统加征关税对经济影响的进一步明朗，美联储目前并不急于降息。   美元弱势或是刚刚起步   当前有不少市场机构从近年来美元指数持续上扬伴随着美国贸易逆差不断膨胀的角度，得出美元指数高估、美指将趋势性贬值的结论。这个判断过于学术化了，低估了强势美元政策的真正涵义。   1995年，时任美国第70任财长鲁宾推出了强势美元政策。当时正值1985年9月广场协议之后，美元长期弱势。但这没有根本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反而损害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因此，强势美元政策提出之初旨在扭转美元颓势，是支持和引导美元升值的政策。   只是这不影响因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美元经历了从2001年8月至2011年3月的贬值周期，最大跌幅达41%。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不再单纯强调汇率水平，转而以市场信心与货币稳定性作为“强势”新内涵，强调汇率走势要反映经济基本面，即“经济强则货币强”，也就是美国经济基本面好的时候美元升值，不好的时候也可以贬值。   始于2011年4月以来的本轮超级强美元周期，其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差异。因为不仅美联储实施了“零利率+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欧洲和日本央行更是实施了“负利率+量化宽松”。只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美国经济恢复均好于欧洲和日本，这支撑了强美元。   本轮美元指数的调整可能不同于之前主要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引发的强弱变化，而是美元信心危机叠加美国例外论破产、结构性与周期性因素交织引发的强弱变化。如前所述，特朗普新政损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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