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加剧，股市繁荣或许吸引了媒体和总统的大量关注——但仅约60%的美国人持有股票，且大多数低收入美国人几乎不持有或仅持有少量股票。股市上涨的绝大部分收益都流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

  美国低收入群体在401k计划和股市参与上的双重弱势，是“机会不平等”与“能力不平等”叠加的结果，前者体现为雇主福利的覆盖不均，后者则是收入微薄、可支配资源稀缺的直接反映。

  可能这种举措是想借鉴英国，通过吸收高净值人群来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消费和民间投资能力，但美国与英国不同，高净值人群的消费和投资多集中于高端领域与金融市场，难以带动零售、制造等依赖大众消费的实体经济复苏，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机会不平等”与“能力不平等”的叠加效应，最终与“提振整体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

  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行为的抑制因素

  除了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之外，普通美国人还在应对特朗普总统一系列举措造成的高度不确定性。4月“解放日”当天，新宣布的关税不仅税率高昂且覆盖范围广泛，随后被暂停实施，之后部分关税经谈判下调，而另一些则被任意提高。美国与中国先是爆发贸易冲突，随后达成了一年的休战协议。

  此类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扩产和招工都受巨大到影响，同时并未达到鼓励企业进行投资、招聘员工或提高薪资水平的效果。

  人工智能的经济悖论：就业替代与成本推升

  此外，尽管人工智能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当前产生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为用于数据中心和芯片的资本支出。这类支出为部分劳动者创造了优质就业岗位，但由此建成的基础设施自动化程度极高，每个数据中心可能仅需雇佣100人左右。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人工智能的短期应用主要集中在自动化领域——这意味着就业岗位将减少，再者，所有这些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正推高全国的电力成本。

  总结：政策路径与民众期望的持续错位

  对不平等的不满、“被抛弃”的失落感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在2016年及2024年特朗普的当选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尽管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因新冠疫情的冲击而中断，但该政府在减少不平等、广泛分享发展机遇方面几乎毫无作为。

  特朗普第二次上任时准备更为充分，决心推行一系列既定政策。但就经济层面而言，这些政策似乎更有可能给大多数美国人带来更多失望与挫败感。

  K字型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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