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金融市场发展和制度完善需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完善以做市商制度为基础的债券市场分层交易体系，提升债券市场流动性。由于做市商的缺乏，若市场发生大幅回撤，容易发生流动性事件。建议推动完善以做市商制度为基础的债券市场分层交易体系，鼓励日常报价重心向做市商倾斜，逐步引导“客户-做市商，做市商-货币经纪”的债券市场分层，搭建交易商市场与投资者市场区隔化的双层架构，同时加强做市商之间的信息交流，分散市场风险，共同完善市场建设。同时完善风险对冲工具，扩大国债期货参与主体，从而提升市场流动性。   第二，完善信用债违约处置机制。由于国内债券违约历史较短，从近年来的债券违约事件来看，国内违约处置面临处置效率不高、处置周期长等问题，投资者对于违约企业的追偿比较困难。这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通力合作，建立完善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提升违约处置效率。   第三，完善信用风险评级体系。构建有效准确的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尤为重要。当前国内债券信用评级集中在高等级，评级质量不高，难以体现风险差异。背后原因在于评级行业的激励扭曲。债券信用评级采用发行人付费委托模式，而债券发行有信用评级要求，且高信用等级下发行成本更低，因此评级机构基于盈利目的往往配合发行人意愿拔高信用等级。对此需要完善评级行业监管，调整评级机构的激励机制，同时继续推进全球有领先地位的评级机构如标普、穆迪、惠誉参与中国评级市场建设，参考海外成熟市场经验，推行“双评级+投资者付费”模式，加强评级分析质量、加大评级透明度和提升评级及时性，着力优化评级体系，建立国内信用评级等级与违约风险的匹配关系。   从更深层次看，信用风险评级失真源于政府隐性担保下的信用风险定价难题。境外投资者认为人民币债“信息不对称、理解难”，主因是发行人与制度环境的异质性，使其投资者难以套用既有经验。中国债券评估偏重“主体信用+交易结构”，而国企和地方平台的国有属性带来“预算软约束”，导致主体信用难量化。尤其地方融资平台类型混杂——有公益型、市场化或混合型，法律地位和偿债来源差异大。若不能理清财政性现金流与经营性现金流的占比、政府性资金进入与退出的机制边界，外资便难将其纳入全球统一的信用定价框架。同时，市场正处“隐性担保”再定价阶段，监管强调“打破刚兑、规范举债”，使得同一区域、同一类型资产的风险呈现分化，“政府支持可能性”难以转化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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