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的信用增级。   第四，加强政策细则供应和市场沟通。推出政策应当尽量保持连贯性和一致性，采取市场化手段，可以参考美欧经验让相关机构制定如外汇自律机制等政策。此外，在新规出台后应加强投资者教育，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政策解读和细则介绍，明确政策红线。   此外，扩大开放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第一，针对实需原则确定具体明确的标准。目前对资金兑换和跨境转移采取“有因”管理，即要求跨境交易的实需背景。但是对于实需原则到底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还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例如衍生品交易其实较难界定实需，操作难度较大。在模糊的实需原则定义下，金融机构从审慎原则出发实质上加强了资本流动管制。在短期内“无因”管理可能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尽快推行负面清单加“三反”原则管理方式，对于高风险的汇兑和跨境转移需求纳入负面清单，明确政策红线，其他风险可控的需求尽量放开。   第二，针对央行和主权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便利，试点进一步开放。为提升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最直接的措施就是消除央行和主权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障碍和壁垒，尽量为其提供投资便利。央行类机构以外汇储备配置为目的，交易往往较不活跃，可能带来的汇率与资本流动风险极低，是试点进一步开放措施的核心优质主体。   第三，放松交易限制，实现在岸外汇、利率风险对冲。推动国债期货市场向外资开放，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便利外资机构在岸外汇和利率风险对冲。适当放松债券回购、股票交易等方面的限制，加强外资投资人民币资产意愿，也有助于提升市场活跃度和流动性。   第四，促进开放相关流程便利化。提高QFII/RQFII和CIBM备案效率，缩短外资机构在准入过程中花费的时间。打通和便利化当前投资的多个管道，使得规则比较统一、简单、透明，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困扰。如有必要，可考虑建立窗口机构专门和境外投资机构对接，提供一站式服务。   第五，用好准入、税收政策。准入和税收是最直接、有效的政策工具。当前资本账户开放相对更为滞后的是在交易准入环节。税收政策则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参与市场的成本与收益。不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扩大开放，都需要制定准入、税收政策的相关部委协同，利用好这两个最高效的政策杠杆。   第六，应该保持开放政策一致性和连续性。例如，内保外贷过去在政策上是允许甚至鼓励的[13]，但在人民币贬值和跨境资金流出时期，机构内保外贷业务成为严查、处罚和问责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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