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但国内能源生产商并未扩大生产投资，油价上涨持续削弱居民购买力。

  这种“供给未到，需求先热”的现状，意味着单纯寄望于远期生产率上行来消解眼前的通胀顽疾，政策操作的风险敞口过大。如果央行放任当下总需求过热，高通胀环境将会彻底固化。

  长期锚点的位移：科技发展与中性利率的关系

  科技革命不仅通过供需两端作用于通胀，更从底层重构了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即对长期中性自然利率(R*)的定价。

  中性利率是指经济既不通胀也不紧缩时的均衡实际利率水平。

  当以AI为代表的颠覆性底层技术落地，若后续验证其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市场一致预期未来的居民收入、资本产出效率将长期走高。

  这会直接激发居民的借贷消费意愿与企业的实体投资需求，双重力量共振的结果，就是大幅推高全社会的均衡自然利率中枢。

  如果中性利率中枢由于科技发展而整体上移，那么美联储即便维持现有的名义利率不变(比如10年期美债收益率)，实际政策利率相对于新中性利率而言也会变得“更低”、你甚至需要加息才能够着中性利率。

  即之前高盛预计未来有7.6万亿的科技资本开支，这些开支最终以类似公司债的形式推高整体中性利率水平。

  因此，施密德判断当前美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充足性明显不足。

  央行为了防止通胀预期进一步失控、长端市场利率由于风险补偿而被迫抬升，必须主动跟随中性利率的上移，维持甚至进一步收紧政策约束。

  历史的镜鉴：两次科技发展时期的调控环境对比

  为了厘清当前的政策逻辑，美联储频繁将当前周期与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时期进行对比。

  通过复盘不难发现，2026年当下的调控环境远比格林斯潘时代要严苛和复杂得多。

  在1990年代，面对互联网爆发带来的生产率改善，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实施了“机会主义去通胀”策略。

  尽管当时美联储因看到供给侧红利而推迟了加息，但也绝未盲目降息，其名义政策利率长期死死钉在5%以上，实际利率更高于3%，但最达成了通胀回落至2%的结果。

  在政策保持足够定力的同时，当时还享受了多重外部红利的共振——联邦财政收支平衡持续改善、冷战结束带来和平红利、全球化深化带动人员与资本自由流通，叠加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大宗商品暴跌。

  这些因素共同助推核心CPI从3%左右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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