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的原则做适度微调。   “此外，还应简化QFII在不同市场的准入管理，提高投资便利度，适时提高QDII投资额度等。”管涛表示，可以从丰富跨境金融产品，拓展与其他国际交易所的合作等方面着手优化互联互通机制。   跨境投资便利度有望进一步提升。监管部门明确提出，将进一步提高跨境投融资便利性，更好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应推出更多跨境ETF产品，拓展存托凭证互联互通，引导更多优质外资长期投资我国上市公司；可探索优化现有市场接入机制，包括升级“债券通”“互换通”运行规则等，推动外资更顺畅地参与我国资本市场各领域交易。   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同时，外部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建议，设立跨境资产管理试点，允许外资机构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券、科创基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等渠道吸引更多长期资本，形成“规则通—市场联—资本活”的国际开放格局。   在推进开放的过程中，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同样重要。管涛建议，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强化监测预警和评估体系，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研究引入金融交易税等价格型管理工具，如针对不同类型的跨境资本设置差别税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总量和结构，并根据“不干预是原则、干预是例外”，确定宏观审慎措施启用和退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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