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再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通过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惩戒，在党内和社会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有效引导舆论，为一体推进“三不腐”创造了良好的廉洁文化环境。   三是强化制度体系建设，为廉洁文化提供坚强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陆续出台或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以党章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党纪党规的震慑力，引导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对纪律规矩保持敬畏之心，进而形成追求道德“高线”、守住纪律“底线”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新时代以来，党内法规制度的要求较之以往更加明确、具体、严格，党纪党规之网织得更加严密，通过重点建设党内廉洁，彰显全党努力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品格，从而带动全社会廉洁文化的形成。   文化软实力视域下的国有企业廉洁文化特性   从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来看，软实力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以及文化、思想、学术研究等内部环境综合作用下生成和发展的。从作用的范畴看，软实力主要以文化为价值载体，为客观实体提供思想智慧、精神动力，从而产生文化感召力、价值吸引力和说服力。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出发，我国国有企业的廉洁文化既有其他文化软实力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廉洁文化具有继承性，这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洁观念，如《晏子春秋·问下四》中记载的“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管子·牧民》中的“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在与腐败现象作斗争，从革命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廉洁建设放在了关乎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   二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廉洁文化具有批判性。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批判性的哲学纲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廉洁思想理论天生带有批判性，总是要不断超越“实然”，走向一种更好的“应然”。   三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廉洁文化具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面临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问题不尽相同，在廉洁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也会有不同的答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一百多年来的奋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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