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体系，打通培训与就业流动堵点，提升劳动者技能可迁移性与市场匹配效率；做强公共培训与实训供给，提供“培训-测评-推荐-跟踪”一体化服务，提升培训成效；强化社会保障托底与再就业支持联动，设立过渡性帮扶，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有效缓冲职业中断带来的收入波动冲击。   需求侧：系统性支持，让“超级个体”找得到位置   有了能力，还需要有机会和舞台将能力“落地”。需求侧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传统岗位收缩的同时，进行新岗位的挖掘与重构，为劳动者开辟新的就业机会与舞台。   随着AI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人正凭借一人之力完成原本需要整个团队才能承担的工作，“超级个体”和“一人公司”正在成为AI时代就业增量的重要来源。然而，这类群体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面临较高的合规成本、社保续接困难和职业伤害缺乏保障等现实障碍，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   刘庆峰建议，由发改委牵头，联合市场监管总局、税务总局、人社部等部门通过健全新的就业形态制度供给，为这些“超级个体”“一人公司”提供更大的发展舞台。   他建议，以“低成本合规、一站式服务、可持续保障”为导向，优化微型经营主体的登记与合规流程；完善适配“一人公司”的税费规则与普惠金融支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转移接续与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推动生产力工具普惠化，通过算力与软件服务补贴降低AI工具使用门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制度侧：预警协同，保障“三端”联动、形成合力   能力和机会最终要见实效，需要系统性的制度来保障。制度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让供给和需求两端的调节有政策依托、有协同机制，在遇到问题时可以被及时发现并启动联动处置机制、推动闭环解决。   在预警层面，刘庆峰建议，由国家统计局、人社部牵头，会同发改、工信、财政、教育等部门，建立国家级AI就业风险监测预警与政策评估机制。他建议，通过构建覆盖“岗位变化-技能供需-就业质量”的高频监测体系，统一统计口径与数据底座；建立分行业、分区域预警阈值和政策触发规则，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稳控”；把“就业友好型”指标嵌入产业政策与财政资金评估，推动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就业协同发展。   在协同层面，刘庆峰建议设立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形成可迭代的政策“组合拳”。他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协同机制或专项行动计划，明确年度目标、试点城市与重点行业，形成可量化评估指标、动态迭代流程和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工具箱，推动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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