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振消费。短期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2025年要大力提振消费特别是在今年，可以讨论的具体举措包括发放消费券、改革社保制度等。他认为，短期来看，发消费券对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的持久性待商榷。减税政策应主要应用在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身上。同时，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扩大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提高标准都是能够在短期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余永定表示，包括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等很多举措是既能够提高消费，同时又能够使我们的经济保持增长动力的做法。但也需要注意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着浪费和重复建设的问题。应该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作为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重要标准，尽可能的防止浪费和重复建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表示，投资消费要形成合力，从理论上讲要转向人本逻辑，在现实实践中推动市民化是实践人本逻辑的关键。需利用宏观调控和积极财政政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家庭迁徙和市民化，这既是扩大政府投资和消费的空间，也是体制积累的重要方面。此外，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对投资与消费形成合力具有重要性。当前地方支出在全国支出中占大头，但地方支出扩张力度不足，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因此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特别是提高中央本级支出占比，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投资与消费形成合力至关重要。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要从当前老龄化加速和人口流动的大趋势来考虑如何促进投资和提振消费。人口流动趋势不可逆，基础设施投资应依据人口流向布局，重点关注人口密集度提高、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极的区域，以提高投资效益。同时，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财政支出结构需调整以适应养老需求，因为满足老人基本养老是促进消费的前提。整体上，投资和消费策略应顺应人口流动和老龄化等周期性变化，由经济数据和指标来衡量布局，而非主观臆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表示，鉴于当前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等状况，财政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中，收入政策空间小、成本高，支出政策有空间，可通过扩大赤字刺激投资与消费。对于财政发力重点，杨瑞龙认为，投资虽重要但存在效率等担忧，消费虽是慢变量，但可通过财政补贴、发券等举措使其变为“相对快变量”，建议投资与消费端同时发力，出台消费端短期有效政策，借助财政支出手段提振需求以实现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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