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具有示范作用，可以引领更多的投资者站出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毕竟在A股市场，上市公司高管违反增持承诺及其他公开承诺的事情经常发生，投资者因此受到的损害也不是一个小数。有了该案的示范效应，更多的投资者就可以站出来向违反承诺的上市公司董监高索赔，从而减少投资者的部分损失。因此，该案的判决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基于该案的示范作用，该案对于违反承诺的当事人具有警示作用。从A股市场的现状来看，上市公司董监高违反增持承诺的事情并不少见，而这些董监高之所以敢于违反增持承诺，是因为这些董监高违反承诺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甚至完全不需要付出代价。像袁翔、罗甸二位高管，上海监管局也只是给予二位当事人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这对于二位当事人完全只是挠痒痒，甚至挠痒痒也被嫌弃太轻了。
  
  但有了本案的判决，违反增持承诺需要赔偿投资者，由于蒙受损失的投资者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即便最终只是部分赔偿，但最终数百万、上千万的赔偿，对于违反增持承诺的高管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比监管局的“出具警示函”的处罚要严重得多。对当事人与后来者都会起到震慑作用。
  
  三是基于该案的示范作用，该案将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董监高履行承诺。毕竟有了该案的示范效应，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履行承诺就要付出代价，如此一来，上市公司董监高在作出承诺时就不会信口开河，就会慎重地对待作出的承诺，并积极履行承诺。这对于推动上市公司及董监高的诚信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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