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融资渠道缺失，而在于资本循环机制尚不顺畅，尤其是退出渠道存在结构性约束。刘晓蕾进一步分析，首先，一级市场对IPO退出依赖较强。相比成熟市场更加多元的退出结构，我国股权投资市场长期以来对IPO退出存在较高依赖度，IPO等待期较长、不确定性较高。一旦IPO节奏收紧，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链条就会受到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创新融资链条的运转效率。其次，并购市场的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并购不仅是资本退出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产业整合、推动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制。一个成熟活跃的并购市场，能够让资本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企业之间更加顺畅地流动，也有助于提高创新资本的周转效率。近年来，监管层持续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围绕简化审核流程、优化重组定价机制、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实现产业整合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为并购市场功能的进一步发挥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最后，多层次退出体系尚未完全成熟。尽管近年来S基金与股权份额转让市场逐步发展，但整体规模仍然有限，尚未形成成熟的二级股权交易体系。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在退出环节面临流动性约束，从而影响其进入早期创新领域的意愿。因此，从制度逻辑上看，改革的关键在于构建“进得去、退得出、转得动”的资本循环体系。只有退出通道更加多元、资本流转更加顺畅，资金才能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实现有效配置，资本市场也才能真正提升服务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投融资协同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刘晓蕾表示，此类基金通过更长的存续周期、更强的政策引导和更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可为硬科技企业和早期创新项目提供长期资本支持。其核心作用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前瞻性布局，引导社会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聚；二是通过风险分担和政策增信，提高早期创新投资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三是通过长期资本供给，匹配科技创新的成长周期。“总体来看，本轮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并非单一维度的制度调整，而是一场围绕投融资关系的系统性重构。”刘晓蕾认为，这不仅需要通过长周期考核与激励机制改革，培育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还需要通过完善退出机制与市场结构，提高资本循环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将资本市场功能从“融资工具”转向“财富管理与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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