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上市公司通过虚构业务、开展融资性贸易、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或利润。比如，在上海金融法院受理的一起投资者诉某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该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过低报价格、伪报原产地方式走私进口涉案货物，偷逃应缴税额1100余万元，致该上市公司四年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二是部分纠纷处于财务造假与会计差错的“边界地带”。会计差错是否上升为虚假陈述，常成为争议焦点。上市公司多以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等常见会计差错仅属一般过失、不具有主观欺诈故意，或相关记载不具有重大性等提出抗辩。三是预测性信息披露引发的纠纷占据一定比重。相较历史财务数据，预测性信息更依赖于披露前提和经营假设，其合规风险的关键并非“结果是否达成”，而在于披露是否建立在合理基础之上，以及相关基础出现重大变化时，是否及时履行补充披露或更正义务。比如，在上海金融法院受理的某涉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该上市公司于2023年12月自披露2024年经营展望信息，但在2024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发生显著不利变化时未能及时补充披露，其是否违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可持续性要求并构成虚假陈述成为争议焦点。对此，上海金融法院表示，需进一步强化发行人内部控制与信息披露责任，在尊重会计专业判断的同时，对严重背离会计准则情形依法从严评价，以提升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实效。“多主体一并追责”情况突出股票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有赖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情况通报显示，目前，投资者在虚假陈述纠纷中“多主体一并起诉”的情形明显增多。投资者起诉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等情形增多。部分投资者认为上述主体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组织、指使发行人实施欺诈发行或虚假陈述，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等往往主张对虚假陈述不知情，已勤勉尽责或仅在一定赔偿范围内承担责任。投资者将保荐机构、承销机构或证券服务机构列为被告情形也在增多。部分投资者以上述中介机构未尽到“看门人”义务或与发行人通谋造假为由，要求其就虚假陈述行为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中介机构是否建立并有效执行与其业务性质相匹配的核查程序，对重大异常事项是否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成为争议焦点。比如，上海金融法院在受理的某涉新三板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查明会计师事务所未严格控制审计函证获取流程，允许上市公司代收函证，同时亦未对大额预付款等异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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