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结构并非理想状态，需要有国资与社会资金多元共存的模式，这对行业发展更有利，但这个格局的调整和改变还需要不短的时间。”刘昼说。此外，部分地方仍会将当地产业发展与创投基金支持绑定，具体措施的落实和实现也需要时间，刘昼呼吁更积极、及时地调整。为提高国资基金市场化运作效率，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1号文），明确提出鼓励取消政府投资基金及管理人注册地限制，优化政府出资比例调整机制，鼓励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此后，多地陆续提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时单个企业（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的政策，如四川、武汉、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在深圳、上海之前，市场“先行者”众。但相较于此前各地在个别环节为国资基金“松绑”举措，上海、深圳此次“松绑”更具系统性。上海有哪些关键突破？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化运作效能，上海国资基金“16条”在前期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聚焦基金设立、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基金运营全流程，科学“授权放权”。一是简化了基金设立和募资流程。针对监管企业发起基金但不出资的特殊情形，明确了实施后备案的要求；主业范围内发起设立单一标的专项基金可放宽认缴比例、适当简化内部设立程序；按分层分类监管基本原则明确决策权限，科学授权放权、一定程度上减少流程冗余。二是优化资产评估要求。明确以下行为可免于国有资产评估，直接通过基金合伙协议或章程约定确定价格：一是监管企业投资募集期内基金或持有份额的募集期内基金发生非同比例增减资的（除扩募外）；二是募集期结束后，因基金其他合伙人不履行出资义务导致监管企业基金份额持有比例被动增加的（如不涉及现金或非货币资产分配）。国有基金“松绑”还体现在优化投决机制。长期以来，市场上国资LP存在一定“GP化”趋势，通过争取提名投决会委员方式保障自身权益，且表决绝大部分采取“机构票”模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决效率。上海国资基金“16条”提出，监管企业可采取委派投决会观察员或顾问委员会委员等方式保障知情权、监督权；对确需提名投决会委员的，应提名具备履职能力、有助于提升投决水平的人员，并支持其在授权范围内独立发表投资决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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