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类案件，原则上以“违法行为收入”作为违法所得，不涉及成本和税费的扣除问题。举例来说，某机构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收取了“公关费”或通过引流获利，这笔收入本身即为违法所得；证券公司违规承销证券收取的承销费，同样全额计入。这一“分轨制”安排的核心逻辑在于：有交易行为的，违法所得体现为交易产生的净收益；没有交易行为的，违法所得直接体现为违法行为带来的收入。两种计算路径分别匹配各自的违法特征，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计算偏差。从执法实践看，交易类案件长期面临违法所得计算口径不统一的困扰。有的案件扣除了融资融券利息，有的没有扣除；有的将印花税、佣金纳入成本，有的则忽略不计。《办法》此次明确“扣除与交易直接相关的成本和税费”，为执法提供了统一标尺，也使得同类案件的违法所得计算更具可比性。值得注意的是，《办法》还规定了违法所得的计算时点。对于持续性的违法行为，违法所得计算至违法行为终止之日；对于有连续交易行为的，按“先进先出”原则匹配买卖对应关系。这些细节安排看似技术性，实则是确保计算结果客观、可验证的关键支撑。从整体框架看，《办法》构建了“分轨计算定基调、盈亏不相抵划红线、余券计价立标尺”的三重规则体系，覆盖了违法所得认定的主要争议场景。随着征求意见结束并最终落地，证券违法案件的违法所得计算将步入更为有章可循的精细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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