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的担保背书下，其投资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获取银行信贷资源。这将改善公司的盈利状况，增强高管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抑制其短期投机心理。同时，银行的贷后监管也能提高高管的违规减持成本，从而进一步加强对高管的监督。三是派驻专业人员，防范高管的不当减持行为。城投平台的投资行为增强了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的治理话语权，包含城投平台在内的国有股东会协同委派具有国资背景的高管人员。这些高管不仅在政治声誉的影响下会自觉抵制不当行为，也能对其他高管产生威慑和监督作用。高管人员的变更是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大调整，这既是城投平台承担股东职能的体现，也是其发挥监督效应的重要契机。城投入股上市公司之“失”：降低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在看到城投平台发挥监管作用的同时，我们在研究中也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城投平台的监督治理更加倾向于行政化干预，而非市场化激励。这种监督依赖于城投平台的国有资本身份，城投平台可能会在入股后强化大股东“集权式”的权力分配模式，将行政化管理模式嵌入公司治理体系，使得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契约设计偏离绩效导向的市场化原则，出现薪酬管制、薪酬绩效敏感性下降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公司高管的工作积极性。激励不足甚至缺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城投平台的特殊地位。当前，城投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尽管提上日程，但城投平台实现真正独立并非一日之功，在分析城投平台的市场角色时，仍需将其背后的地方政府信用、财政兜底及潜在干预等因素纳入考量。由于大多数城投平台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公司治理制度，其在公司治理中依然呈现“一刀切”“预算软约束”等传统国企的固有弊端。若城投平台入股上市公司，这些治理问题会被嫁接、传导至上市公司，导致后者的经营决策出现一定的效率损失。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四个因素的影响下，城投平台的存在会降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绩效敏感性。一是在绩效考核上，城投平台承担着基建、民生等政策性任务，持股之后会将这些政策性目标作为绩效考核的重点。此时，公司高管的薪酬不仅与财务绩效相关，还需满足非经济指标要求，从而削弱了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联程度。二是在薪酬制定上，城投平台等国有资本委派的高管兼具行政人员身份，其薪酬更可能参照体制内的职级工资标准，而非市场化绩效合约。同时，这类高管会着重关注政治晋升等隐性激励手段，而非显性的薪酬回报。三是在经营策略上，城投平台持股之后，其经营策略更加偏向于“维稳”而非“冒险”，高管会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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