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呈现风险规避的特征，这减少了市场导向的高风险投资所带来的高收益回报。四是在市场预期上，市场会预期城投平台拥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城投所投资的企业会获得注资、补贴等风险兜底支持，这种预期降低了资本市场对管理层薪酬的惩罚性约束，从而进一步弱化薪酬业绩敏感性。那么，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尽量减轻城投平台持股在激励层面的不利影响呢？我们看到，城投平台持股损害薪酬绩效敏感性的根源，在于大股东“集权式”的权利分配模式，具体表现为股权结构层面的“一股独大”和董事会层面的“一言堂”。上述强控制权情境强化了城投股东的行政干预倾向，进而扭曲了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绩效考核机制。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引入外部的制衡力量，防范股东权力的过度膨胀。首先，资本市场上的行业竞争能够减轻城投平台持股对薪酬绩效敏感性的负面影响。在行业竞争程度更加激烈的外部环境中，上市公司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考验，管理者人力资本的重要地位得以凸显。此时，上市公司需要通过优厚的薪酬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从而重视薪酬契约设计的激励效应，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以鼓励人才加盟，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投平台潜在的行政干预效应。其次，外部媒体的舆论监督也能减轻城投平台持股在激励层面的不良影响。作为独立的社会监督机制，新闻媒体实际上构成了对城投平台行为的额外约束。更高的媒体关注度有利于增强外部舆论监督压力，督促城投平台在上市公司中建立更为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实施更加高效的薪酬激励政策，降低单一大股东对薪酬契约设计的直接干预，推动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兴利除弊、多措并举，实现监督与激励的平衡尽管城投平台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监管型股东”，但目前来看，城投平台的监管效应更多地呈现监督有余而激励不足的非对称性特点。因此，城投平台需要妥善处理好行政干预和市场激励之间的关系，构建高效的公司治理体系。围绕如何实现监督与激励的平衡，基于开展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我们有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城投平台需要厘清权责边界，在监督层面继续提升公司治理规范性与信息透明度，强化对高管行为的合规性约束，在激励层面则需破除传统国企的固有弊端，构建制衡的治理体系。城投平台应以“积极股东”的身份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而非上传下达的行政代理人。相关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建立“负面清单”，防范城投股东对薪酬契约设计的直接干预。第二，引入协同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力量，打造“城投
=*=*=*=*=*=
当前为第4/5页
下一页-上一页-
=*=*=*=*=*=
返回新闻列表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