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为学堂庑之大，若求例证，可举《糖史》。近期，《糖史》单行本（见图，资料图片）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精校面世，这样我们就有了近窥究竟，乃至试述心得的机会。（一）糖之为物，寻常不过。为什么季先生会不避年迈，费尽心血，选择它来写一部长达80万字的历史呢？这里问的，就是《糖史》写作的缘起了。事情的开始似乎有些偶然，尽管深想起来，自也有其必然在。季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欧洲众多语言中与糖有关的字皆源出于梵字sarkara和khandaka，于是便逐渐产生了一种猜测：西方或许原本无糖，而那里最初的糖，很可能来自印度。后来，一张敦煌残卷辗转落入他的手中。残卷是20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数十年辗转于众多中外学者之手，却始终难以读通。理解残卷的主要障碍在于，不知卷中“煞割令”一词是何所指。苦思之后，季先生揭破了它的意义，指出它正是印度梵字sarkara的汉语音译。症结由此化除，残卷随之通解无碍，而卷中所录，原来是一份蔗糖制作的说明书。残卷的解读，使季先生进一步看到了以糖为载体的物质文化传播。数十年来，季先生专注于世界尤其是中印古代文化研究，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影响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受，如今发现糖这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背后，竟会“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季先生对它的兴趣，自然也就浓厚起来。以后，随着眼界的扩大，他的“兴致更高”，遂于“怦然心动”之余，发愿考究糖史，并最终完成了我们看到的这部巨著。这或者就是注定，就是上面所说的必然吧。《糖史》的撰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1981年第一篇论文发表，到1998年第二卷“国际编”出版，前后达17年。17年间，季先生做了门类不同的研究工作，但《糖史》的写作却是念兹在兹，曾未释怀，其中1993年和1994年更是完全用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查阅典籍、收集资料，除周日外，“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季先生为写《糖史》而选来使用的，除了一切近人的相关论著外，还有中国古代的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包括僧传和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诗文集、方志、笔记、报纸、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外国药典、古代语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英、德等语的西文文献。古今典籍中凡他认为可资利用的，务必千方百计找来读过，穷搜极讨，而后心安。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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