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史》就是用“最原始，最笨拙，但又非此不可的办法：把想查阅的书，不管多厚多重，一页一页地，一行一行地搜索”。在巨量的图书中爬罗剔抉，“简直像是大海捞针，苦不堪言”。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踏勘过程，甚至还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情感历程。经他翻检的图书，总计不下几十万页，每有所得，“便欣喜如获至宝”。而徒费半日，了无所获，当然同样可能。但遇此时，也就只好“茫然，嗒然，拖着沉重的老腿，走回家来”。若问季先生的治学道路，此番景象，就是写照。（二）为了了解季先生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我们不妨把他最为重视的题目之一——白糖研究当作标本，围绕它做一番切近的观察，看看他对于其中涉及的中印文化交流问题是怎样取材，怎样分析，又是怎样总结的。在这个例子中，季先生首先为我们列举了印度古代重要医籍《妙闻本集》（公元4世纪以前）中5种纯度不等的糖的梵名，其中最精的sarkara已较洁白。公元16世纪，另一部医书《有光》（Bhavaprakasa）中糖名多了两种：puspasita和sitopala。这里的sita及其音变形式sito都是“白”的意思，表明这两种糖的质量提高了，十分白净。另据印度学者拉伊·巴哈杜尔（Rai Bahadur）的说法，puspasita在孟加拉地区又称padma-cini和phul-cini。cini意即中国。至此，印度的白糖就同中国发生了联系，有了产品或者技术来自中国的可能。回看中国，关于公元4世纪至16世纪的制糖情况，季先生认为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件，是印度先进的制糖技术在唐代传入了中国。季先生根据《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以及王灼《糖霜谱》等书的记载告诉我们，唐太宗曾经遣使往印度摩揭陀国“取熬糖法”。以后不久，中国自产的糖便色味俱有提高。此外，季先生还举出王灼《糖霜谱》所载邹和尚的传说，作为印度当时拥有先进制糖技术的旁证。传说称，唐代宗大历年间，四川遂宁山上住着一位称作邹和尚的僧人。某日，邹和尚的驴子下山毁坏了当地人的蔗田，作为赔偿，邹和尚把如何制造好糖的方法教给了田主。不久，这个人便凭借售糖获得10倍之利。明代《天工开物》亦载其说，称邹和尚为“西僧”。根据这一记载，季先生认为邹和尚无疑来自印度。这样看来，在唐代，不仅中国曾经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同时也有印度人把先进的制糖技术带到了中国。第二件，是中国的制糖技术在唐以后的数百年间取得了长足进步。季先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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