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证据，是有一种制作优质白糖的方法在《闽书南产志》《物理小识》《竹屿山房杂部》《天工开物》等明代典籍中频繁提及，称“黄泥水淋”法。这是一种脱色技术，能使糖品的颜值显著改观，以至“洁白异常”。季先生认为，黄泥脱色法“是中国人的又一个伟大的科技贡献”，它的发明和改进，为明代以前已能大规模制造白糖提供了技术依据。经过一系列论证，季先生断定，“中国制造白砂糖的技术，于公元13世纪后半叶传入印度，而传入的地点是孟加拉”。一种生产技术如何在不同国家间往来传播、获得提高，前面所谈的，就是季先生为我们举出的实例。季先生用这样的实例向我们证明了他的信念：人类的不同文化之间是需要而且能够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无论近在邻邦，还是远在殊俗，只要有了这样的交流，人们的生活就会获得改善。季先生以他毕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其中篇幅最大的《糖史》应属最为珍贵的典型。表现在《糖史》撰述上的治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为突出、最有启发意义的，是他异于常人的勤奋和坚忍。因此，读先生的著作，我们尽可以享受他淹雅流泻的文字，咀嚼文字揭示的道理，而切切不可忘记的，更是藏在它们背后的劳苦和艰辛。季先生的学问，自非人人都能明晓，但是他对待学问的态度，却是我们常人能够了解，能够学习的。季先生天资卓异，且命途大体平坦，往往不乏机遇。尽管如此，他仍然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事业交付给勤奋。唯勤苦坚韧者可得天酬，正是季先生以他不倦的学术实践向我们启示的人生道理。（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为方便印刷，本文所引梵文的书写方式均未加变音符号）编辑手记一粒糖里的文明观阅读并编辑《〈糖史〉读后》，是一个不断感动和自省的过程。皇皇80万字《糖史》，最初源于敦煌残卷上令人费解的“煞割令”一词。自此，季羡林先生十七年如一日，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辨认文明交流的线索，将彼此割裂的史料重新联系、审慎推演、合理存疑，不急于达成结论，不故作惊人之语，用沉甸甸的《糖史》示以治学正途。《糖史》以东方视角书写世界文明，在“全球史”已成显学的语境下回望，开风气之先。它的动人之处，在于始终抱持着温厚深邃的文明观。季先生从书斋望向世界，由一粒糖写人类的共同命运：“人类总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依存的，谁离谁也不行。”“人类应当和睦相处，共同携手进入那一个有朝一日必然会来到的祥和如意的大同之域。”当世界再次出现封闭、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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