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底，国家医保局发布了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共纳入19种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的药品。与此同时，《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释放了积极信号，允许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或同时申报医保和商保目录。不过也需要注意，打通创新药可及性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供给侧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选择权”的议题。宋瑞霖提出：“老百姓有钱也用不上药、有钱也购不到药的时候，表面上是我们为他们把关，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这意味着，打通“最后一公里”，至少需要三重制度性的突破。第一重是税优政策的“扩围提质”。宋瑞霖建议将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的税收抵扣额度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至2万元。他认为，只有形成阶梯式保障体系，才能实现从“保基本”到“保高端”的有效覆盖。第二重是“团险机制”的引入。目前商保面临一个典型悖论：需要保障的带病体被拒之门外，健康人群缺乏购买动力。这种供需错配，必须通过团险制度化解。第三重是“自费药市场”的确立。宋瑞霖认为，这是商保长大的前提。“如果医院里没有自费药，患者为什么要买商保？没有自费药市场，商保想长大也不可能。”从“三医联动”到“四方协同”，从“出纳”到“会计”，从“保基本”到“保创新”，这不仅是商业保险行业的自我革命，更关系到中国创新药产业能否在这个万亿级的生态系统中完成价值闭环。眼下，创新药的价值创造从医药端开始，到医疗端实现，最后到商保落地，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商保刚刚开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至少，路已经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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