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的赛道而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比如，中后期成熟企业以营收、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为主；处于成长期、盈利尚未稳定的企业，侧重产品销量、核心客户合作等商业指标；而暂无营收的早期硬科技项目，则将临床试验、技术落地等技术指标作为核心考核依据。此外，针对长周期硬科技项目，创投机构也不排除会逐年调整指标权重，比如，前两年100%考核技术能力，中期叠加商业指标，后期再纳入财务考核，为求贴合产业发展规律。放眼全球创投圈，对赌同样是通用规则。全球公认的风险投资“发源地”硅谷，对该机制的使用逻辑更为克制。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曾撰文分享美元基金“赎回”或“回购”条款的用意及边界，其中写到：在硅谷的投资实践中，股东赎回的使用频率较低，“唯一能用上的场景是一些企业发展多年，不上不下，有利润，不思进取，不上市，也不分红，这个条款就可用。另外，一个初创企业的发展轨迹5年会有很大变化，可能5年后当年设想的市场机会已经不存在，此时的经营已经不需要账上的资金，时间到了以后，也可以跟创始人谈判——在不伤害企业的情况下赎回部分股份。”并且，回购条款在当初美元基金投资的条款里跟创始人个人没有关系，是企业用自有资金回购投资人所持股份。结合自身担任海外LP、长期观察境外基金的经历，熊钢补充：“我们观察到，海外市场真正要求创始人现金回购的案例占比不足5%，回购条款更多是一道风险警戒线，目的是划定经营底线，而非依靠回购赚取收益。”他介绍，海外优秀基金的现金流管理、风险管控都十分均衡，即便少数案例触发回购，最终实际执行、全额追回的比例也不高。乱象频发 对赌沦为风险转嫁工具多家律师事务所发布的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如今一级市场超九成投资协议都会设置回购条款，“无对赌，不投资”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如果将对赌视为解决信息不对称、产生正向激励的一项机制，其本身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据多位业内人士反映，这一机制逐渐被部分机构异化，沦为规避、转嫁风险的工具。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翔翔对记者表示，长期以来，业绩对赌在国内私募实践中已成为潜在的“刚兑”工具，股权投资实际成为“明股实债”式变相放贷，有部分机构还会通过设置高额利息、严苛回购条件，将股权投资异化为变相高利贷。这种模式彻底违背了股权投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核心逻辑，一旦企业遭遇短期经营困境，极易引发连锁债务危机。滥用无限连带责任，是行业另一大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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