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工业体系的系统性重组。日本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为依托，强化经济服务军事的功能，将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全面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对物理空间与社会组织进行深层改造，如依托“特定使用机场港口”制度，推动民用基础设施向军事用途转换；以地方基础设施“藏军于民”为框架，将日常的市政建设纳入战时动员预案。日本还打破战后以来学术界不从事军事研究的禁忌。2025年6月，关于将日本学术会议“法人化”的法案被强行通过，防卫省随即设立“防卫科学技术委员会”，吸纳多名现役大学教授担任委员，以巨额研究经费推动学术界军事动员。日本媒体和学术团体批评这种正在全面成形的军产学联合体制，称其是“将在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的暴行”。“以军兴商、以商养战”的危险循环正在形成日本右翼势力“狂飙”与经济发展衰退交织，正在形成“军事扩张—资本获利—再推动军事扩张”的“战争经济”结构。这一结构以军需拉动产业，以出口反哺研发，以危机叙事巩固扩军“正当性”，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危险循环。首先，日本扩军备武直接带动产业增长，“以军兴商”的趋势愈发清晰。近年来，日本军工企业订单急剧增长。在2024财年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截至今年3月底，3家企业防卫业务订单积压量合计达6.25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增长15%。曾被视为“累赘”的防卫事业，如今成为备受资本追捧的增长板块，“防卫产业振兴”被包装为新的国家经济战略，深度嵌入日本政府的经济增长叙事之中。其次，日本接连松绑武器出口限制，打开“以商养战”的关键通道，推动形成新的利益复合体。今年4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确认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4月21日，高市政权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不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防卫产业加速向出口型转型，正被系统性转化为“经济增长点”。同时，日本政界、军工企业、金融资本、智库与安全机构之间的利益联动重新浮现，类战前“军工复合体”结构正在重建。有学者不无担忧地指出，一旦日本将战争、武器生产和军备出口视为经济驱动力，其经济与军事将出现危险的深度融合。最后，日本蓄意传播危机叙事，安全焦虑成为扩军借口。日本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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