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威胁”等，并以此为由推动军费增长、导弹部署和基础设施军事化。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不仅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还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该行动的政治逻辑十分清晰：以实战化行动制造“安全紧迫感”，为进一步扩军提供现实依据。持续制造“危机感”维持扩军的社会共识，持续扩军维持“战争经济”——日本“以军兴商、以商养战”的危险循环正在形成：军需订单培育出依赖扩军的产业集团，这些集团反过来成为推动更激进安全政策的社会力量，使扩军从一项政策选择蜕变为一种结构惯性。侵蚀战后和平秩序并冲击亚太安全格局日本“战争经济”回潮既反映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意味着战后东亚和平秩序正遭受新的系统性冲击。国际社会必须看清“战争经济”与右翼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利用、强化的深层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质变。历史修正主义是“战争经济”的精神底座，“战争经济”的扩张为右翼政治势力提供合法性与资源。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来，不断以“安全环境变化”为由要求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今年4月，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时机已到”，力争2027年春季前在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如此露骨表态，在日本历任首相中十分罕见。修宪的核心议题，是将自卫队写入宪法，赋予其完整的战争能力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就在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同一天，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祭祀费，同步推进扩军决策与挑衅行为，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战争经济”背书。军事扩张与资本利益相互驱动，正在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防卫产业膨胀产生的就业岗位、股市红利与地方财政转移，将在日本培育越来越多认同乃至依赖“战争经济”的群体，不断侵蚀和平主义的社会基础。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指出，高市政权执意推动修宪、大幅扩军的路线侵蚀日本民主，也将对地区造成不良后果。回顾历史，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加严格的和平主义约束，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限制日本军事扩张、防止军工资本再度膨胀，构成战后秩序的重要支柱。如今，日本正从防卫费增长、武器出口、反击能力建设、军民融合等维度，对这一支柱进行系统性拆解。日本“战争经济”抬头叠加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意味着一个尚未彻底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的国家，正在重构“军事—经济”体系，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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